储存环节应采用密闭容器、包装袋，高效密封储罐，封闭式储库、料仓等。
太平湖位于黄山市黄山区境内，因其极具保护价值的景观资源和湖泊湿地资源，先后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原国家林业局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湿地公园，是安徽省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2018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期间，共收到涉及江西省新余市群众举报75件，其中17件涉及采矿及矿产品加工企业，占比超过20%，群众投诉此类企业粉尘污染、破坏生态。
此外，由于管控不到位，三门海天窗群世界级遗迹点洞口两侧一级保护区内的原居民无序开发旅游，建成多处高层酒店和养生馆，与周围地质景观极不协调，影响地质保护。现场督察发现，企业基本未进行整改，石料破碎工序无粉尘收集设施，扬尘污染严重，厂区空地随意堆放大量工业废渣，无任何三防措施。督察发现，该处理设施没有生化工段，仅靠加药去除氨氮，且纯靠人工操作，没有准确计量，没有有效控制，时开时停，极不稳定，看似药到病除，实则药停病犯。8省（区）和相关市县均建立问题整改跟踪调度和盯办督办机制，落实责任单位。此次督察随机抽查3件问题，发现整改均不到位。
以零排放之名却每天排放数百吨污水排污，本是治污设备却沦为污染源，生态保护为项目开发让路今年4月以来，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河南、山西、辽宁、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和云南8个省（区）开展督察，目前已全部进入下沉工作阶段。据介绍，广西凤山岩溶地质公园于2005年9月被原国土资源部批准为国家级地质公园。北京5月25日电（记者倪元锦）北京市生态环境局25日发布消息，今年4月份，北京市空气中PM2.5平均浓度为31微克/立方米，在周边区域2+26城市中最低。
当VOCs排放进入大气环境后，会通过化学反应产生PM2.5和臭氧，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污染物。甲醛、苯系物、烃类化合物均为挥发性有机物，主要来源于石化、化工、汽车制造、印刷、家具、电子等生产或使用油漆、涂料和溶剂的工业企业（二）建设性合作：独立于国际碳交易机制复合体之外的机制集群机制集群是围绕特定议题所创建的机制集束，独立于机制复合体，不受其监管与规范，且彼此之间无明确联系，可能是相互交叉的，也可能是彼此孤立的。截至2020年4月，有5个国家参与美国碳注册登记处的相关减排行动，注册项目数155项。
同时，澳大利亚皮特桑德（Peter H. Sand）等气候机制设计者提出机制本身具有功能性作用，若在气候机制创建时尽可能以软法条文采取灵活履约方式，针对不同成员设置有区别的责任并进行选择性激励，能够促进各自为政的国家达成国际合作的共识。[23]从经济发展层面看，国际碳交易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使碳排放权超越商品范畴，衍生出碳货币，有助于刺激国际市场活力。
总之，利益认知差异衍生出各种职能侧重点不同的碳交易机制集群和机制联结。而且，不同领域围绕碳交易议题所创建的机制都有核心与边缘、主要与次要之分，低碳减排在其他议题中可能处于次级或较低的位置。譬如，《巴黎协定》在中国等主要国际力量的推动下得以签署与生效，虽然经历了美国的退出，但是当下的气候谈判及碳交易机制细化的议程都仍在正常推进。[19]中心边缘体系下的非/次国家行为体所创建的碳交易机制集群或机制联结往往被视为对机制复合体权威的冲击和削弱，但在新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下，它们不仅成为被正式纳入全球减排行动的主要力量，[20]而且也使碳交易机制集群和机制联结与主机制处于平等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26]（二）国际碳交易机制互相掣肘可能产生的消极效应第一，错综复杂的碳交易机制复合体启动了棋盘政治[27]，不仅为发达国家提供了逃避减排义务的余地和弹性空间，加剧权力不对称，而且还会增加国家间碳交易的社会成本。这主要体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对碳价的影响上，据碳定价领导力联盟（Carbon Pricing LeadershipCoalition, CPLC）估计，若要以高成本方式来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碳价在2030年前需达到50100美元/吨。再次，主权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碳交易机制复合体更多是政治博弈之下相互妥协的产物，而非/次国家行为体下的碳交易机制集群和机制联结则具有更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侧重于问题的解决。各国和各地区正在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推动碳交易机制交融。
在无政府状态、利益认知差异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等普遍性因素影响下，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的成因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是其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整体而言，国际碳交易机制复合体兼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在机制形式上是多样和互补的，既有配额型的也有核证型的，既有基于总量的也有基于项目和部门的，以尽可能满足各类行为体的减排需要。
国际碳交易机制是实质性减少排放的重要举措，学界应当从全球治理机制复杂化的普遍性特点中分析碳交易机制网络群体的构成、互动、成因以及影响的特殊性。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明确表示，中国将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
[24]而且，碳货币还具有环境意义，其价值评估不再依据一国国内生产总值，而是与碳排放和储存绑定，这就使得某个国家在大量消耗其碳预算的时候需要冒货币贬值的风险，进而对国家排放形成约束。该定义表明，机制网络群处于无序状态，而且对增进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也不明确。[3]碳中和是要通过碳汇总量和碳信用总量来抵消商业活动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这正是国际碳交易机制的核心内容。因此，研究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成为当前中国推进新型碳外交的应有之义。[16]其次，除了跨国公司外，政府间组织也积极推动各领域自主建立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项目的核证减排型交易，发达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低碳减排项目，然后经过世界银行或国际碳基金公司（GlobalCarbon Fund）等联合履约管理委员会的认证转化为碳信用，该信用既可以用来抵消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也可用于碳市场交易。
这些原有机制虽在各自领域运转良好，但彼此渗透之后的机制联结则难以避免会在问题领域、管辖权以及成员身份等方面存在重叠，进而造成碳交易机制联结之间的功能性竞争。例如，澳大利亚于2003年率先在新南威尔士州创建了针对电力行业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和温室气体减排体系。
[37]但是，要促进碳机制间的衔接，需要市场的稳定与规模的扩大。与此不同的是，小岛国家则将全球升温视为自己面临的生存性威胁，认为碳交易市场不能仅以增加市场份额、改变工业结构或提升先行者利润为目的，而应将其紧迫性回归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本身。
[7]这种权力博弈论分析方法虽然是传统现实主义学派所普遍接受的，但其静态且笼统的解释却无法动态说明为何政治权力博弈自碳交易机制创立之时便已存在，而其复杂化的现象却直到后京都时期才普遍产生？即该观点忽视了国际机制的路径依赖、学习模仿、规范创新等多样化发展路径，也使人们对机制复杂化影响的研究重点落在了其负外部性上，因而难以辩证与客观地看待这一机制的发展。中国目前已经加入了14个明确涵盖环境议题的自由贸易协定，今后还应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或构建合作性制度等方法，进一步将碳机制衔接纳入更多合作伙伴的议事日程。
而且碳货币兼具稀缺性、普遍接受性、可计量性以及主权信用特点，有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新计价标准和储备货币的潜质，这可以缓解贵金属供给有限和主权信用危机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风险。（一）无政府状态引发国际碳交易机制复合体的涌现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监管，在各主权国家的减排谈判中充斥着政治博弈，仅凭借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上的先发优势或发展中国家的道德优势，都难以推进所有成员国执行全面去碳化的实质性措施。新型碳外交作者简介：王硕，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邮编：130012）。因此《公约》只能在谈判策略上不再从利益直接分配角度达成协议，而是从利益再分配角度处理有关问题，通过将经济与减排挂钩来提升成员国的综合收益，[17]这也是国际碳交易机制兼顾经济与减排双重内核的意蕴所在。
因此，中国在复杂化的国际碳交易机制中推进新型碳外交并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团结国际力量的优势以及国内和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作用，促进碳交易机制间的协同与衔接，又要积极践行《巴黎协定》关于碳交易机制整合的倡议，与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将碳交易机制整合的规范推广到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其他议题的全球治理之中。关键词：国际碳交易机制。
换言之，真正影响机制网络群体互动有效性的不是其规模，而是机制要素间是否存在最大公约数。例如，发达国家和厄瓜多尔合作开展桉树碳汇项目。
这主要体现在企业与投资者受利润驱使，往往会在众多基于项目的核证减排机制中选择审核相对宽松的国家进行合作，然后推进利润高但不是减排量大的项目，并以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谋取暴利。过去传统的气候治理政策以政府包办为主，坚持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减排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思维，倾向于末端治理与修复补偿。
同时，碳交易机制复合体、碳交易机制集群与碳交易机制联结之间的共同点是各机制要素存在一个相同的主导原则，即在自由环境主义理念下将去碳化与经济利益相协调，这使得它们无论表面上如何繁杂，但其彼此之间却是协同、合作或功能性竞争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则将生态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既发展经济又改善生态，意欲通过碳交易机制来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京都议定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时间表，并基于历史的责任，允许发展中国家弹性自愿减排，但强制性要求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六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要实现碳机制整合的目标，中国仍需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加强技术、制度和政策创新，完善企业碳管理、碳核查等，并应丰富气候治理科学理论和相关领域的人才储备，实现国内碳交易市场与国际碳交易市场接轨。
例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发起综合碳计划，希望通过政府支持、能力建设、减排项目等方式对临近地中海的南部和东部地区碳市场建设的不同方案进行测试。中国推进与此类国家的合作，将能够使多元碳机制在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缩小差异，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的绿色复苏和气候治理的良性发展。
因为中国在全球治理各领域中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尤其在此次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国内团结力量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与认可，并使一带一路沿线多国明确表示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10]为促进目标的灵活实现，该议定书创建了包括国际排放交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以及联合履约机制的京都三机制。
另一方面，就规则协调、争端解决、支持性机制等进行沟通，并建立信息通报等不同形式的制度化沟通渠道，以推进机制间对话，使互补型机制在执行层面相互扶持，提高国际碳交易机制间的协同程度。[33]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平均碳价格仅为2美元/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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